大武福安宮「李府千歲」百年神像。
李玫倉 攝
大武福安宮「李府千歲」百年神像。
李玫倉 攝
大武福安宮「李府千歲」百年神像。
李玫倉 攝
大武福安宮據當地耆老陳先生口述，最早並不是現今有著廟宇的外型。早期的福安宮以祭祀土地公(福德正神)為主，並無廟宇，而是以土角厝的形式供奉。當時的土地公也沒有神像，是以一顆石頭置於土角厝中供信徒參拜(現今還存放在福安宮中)。而後隨著地方漸漸繁榮，由民眾集資募款，進而整建較具規模的廟宇。由於香火鼎盛，進而進駐廟宇的神明也漸漸多了起來。由口述的歷史內容可以比對出最早進駐的神明除了土地公外，就屬五府千歲的「李王」-李大千歲以及觀世音菩薩這三尊神明最早。
福安宮正確的由來，在筆者考究的內容裡，參考當地耆老口述歷史與資料相互比對，發現福安宮應該經歷兩次重建歷程，生於民國23年當地耆老之一的董太太，經歷過日據時代的她，在敘述福安宮歷史由來時除了提到當時日人的毀廟毀神(寺廟整理運動)之外，並提及福安宮在臺灣光復後就開始重建一事。這邊提及的臺灣光復，就耆老口述內容時間軸與實際年份對照，董老太太敘述在她國小六年級時臺灣光復，應是指民國34年(1945年)抗戰勝利日軍撤出臺灣，而非民國38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之際。福安宮現今的外觀與規模，落成於民國49年為確定之事實。然而光復後開始重建至落成，期間的15年當中，比對另一耆老黃老先生的說法，應該尚有另一次建造「土角厝」放置神像之期間。現年95歲的黃老先生，由其口述得知他在20出頭歲時來到大武地區，當時約莫在光復後兩年，也就是民國36年左右。在他的印象中，當時福安宮為單門式的建築，裡面供奉著的神像有印象的大概就是李府千歲與土地公兩尊神明。而過程中與耆老陳先生記憶重疊之處，便是印象中有次颱風將廟宇屋頂吹垮一事。由於耆老黃先生並非在大武出生，而另一耆老陳先生出生於民國37年，兩人並無經歷日據時代的毀廟毀神過程，由此比對，董老太太的說法與筆者考究之「寺廟整理運動」相符合，因此在整理耆老的口述歷史之後，筆者得出的結論如下：福安宮在日治時期之前應為「土角厝」，當時供奉的神明應為多尊，其中包含現今存在於福安宮內、未被日人燒毀的李府千歲。
而經歷日人的「寺廟整理運動」，時間軸上於民國27年(1938年)期間應是福安宮遭受第一次的毀滅，當時除了李府千歲之神像被藏於民間，其餘神像(包含原本最早之土地公神像)皆被日人燒毀。而光復後之重建，也並非現今之外觀，也應是以「土角厝」較為簡易的方式供奉。由於光復初期居民經濟狀況較差，所以就算由居民集資，也較無可能有大筆資金建造現今的外觀與規模。而至民國49年之前，期間應是經歷過另一次較為嚴重的破壞，就是由耆老黃先生與陳先生所提及的天災颱風，將其屋頂吹垮。在光復後這期間，由於之前神像皆被燒毀，可信度較高的說法，當時祭拜的土地公，應該就是現今放置於福安宮內的石頭來代表。
而在49年之前，當地經濟逐漸穩定好轉，才由居民大家集資，除建造較具規模(也就是現今福安宮之外觀)廟宇之外，並且重新雕刻土地公之神像供居民祭拜。在考究福安宮由來期間，筆者在蒐集當地耆老口述歷史之時頗有感觸。能夠考究、參考的資料並不多，所以耆老的口述歷史就顯得相對珍貴。雖然年代有點久遠，但對於當地的文化以及歷史，卻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很多熟知由來的耆老都已凋零，但是具有文化意義的記憶卻沒有能及時保存下來。未來對於地區的無形文化資產，如何挖掘及保存，相信是一道艱困的難題。但如再無法做出想對應的措施與政策，對於地方而言，損失的將無法用價值來衡量，也無法再填補地方文化史料所出現的空白與破洞。漢人社會對於神明的敬畏，除了宗教信仰之外，更多在宗教上追求的是心靈上的平靜。其中，對於王爺的信仰最為普遍，而王爺信仰的排名也常在第一、第二，是臺灣最為興盛的信仰。信仰系統雖極其複雜，但也漸漸隨著當地的民情與文化逐漸地在地化，這也顯示出王爺信仰對於漢人社會影響程度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