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多對於其由來的傳說與流傳鄉野的傳奇故事，顯示出漢人社會對於王爺信仰普遍及虔誠之處，而福安宮據耆老董太太口述，第一尊李府千歲的神像存在於福安宮之確定時間已不可考，但能確定是在日據時代之前時便有。而日據時代當時，面對日人摧毀福安宮與其供奉之所有神明，為了不被日人燒毀神像，福安宮內除了李府千歲之神像由其大姨媽帶至王姓長者家中，並將神像藏於樓上天花板。

由於具有原住民身分(大頭目家族)，日人不會貿然至家中搜索，以至於讓李府千歲的神像逃過被日人摧毀的命運，但是廟內其餘神像皆被日人統一燒毀。而至今流傳的故事，便是上述提及當時美軍轟炸臺灣，有枚砲彈正巧打到神像藏匿的住家旁大排溝，奇蹟的是，砲彈並沒有爆炸波及周圍，一直到臺灣光復後，才由政府拆除引信並移除。這段故事除了增加對於王爺信仰的傳奇色彩，也讓居民對其更為虔誠。現今福安宮內供奉之五府千歲，也有其典故與由來，約莫民國八十年左右，當時福安宮只有供奉李府千歲一尊神明，在機緣下，大千歲降駕指示祂的其他四個兄弟要在這裡集合，聯合辦事造福鄉里。相關時間會另有指示，並交辦宮廟雕刻五府千歲的神像金身，於福安宮內讓世人供奉，共享香火。也因此，福安宮的廟宇建造，並不單純只是供奉土地公，而是具有祭祀將帥王爺的三川門格局。

大武福安宮據當地耆老陳先生口述，最早並不是現今有著廟宇的外型。早期的福安宮以祭祀土地公(福德正神)為主，並無廟宇，而是以土角厝的形式供奉。當時的土地公也沒有神像，是以一顆石頭置於土角厝中供信徒參拜(現今還存放在福安宮中)。而後隨著地方漸漸繁榮，由民眾集資募款，進而整建較具規模的廟宇。由於香火鼎盛，進而進駐廟宇的神明也漸漸多了起來。由口述的歷史內容可以比對出最早進駐的神明除了土地公外，就屬五府千歲的「李王」-李大千歲以及觀世音菩薩這三尊神明最早。

福安宮正確的由來，在筆者考究的內容裡，參考當地耆老口述歷史與資料相互比對，發現福安宮應該經歷兩次重建歷程，生於民國23年當地耆老之一的董太太，經歷過日據時代的她，在敘述福安宮歷史由來時除了提到當時日人的毀廟毀神(寺廟整理運動)之外，並提及福安宮在臺灣光復後就開始重建一事。這邊提及的臺灣光復，就耆老口述內容時間軸與實際年份對照，董老太太敘述在她國小六年級時臺灣光復，應是指民國34年(1945年)抗戰勝利日軍撤出臺灣，而非民國38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之際。福安宮現今的外觀與規模，落成於民國49年為確定之事實。然而光復後開始重建至落成，期間的15年當中，比對另一耆老黃老先生的說法，應該尚有另一次建造「土角厝」放置神像之期間。現年95歲的黃老先生，由其口述得知他在20出頭歲時來到大武地區，當時約莫在光復後兩年，也就是民國36年左右。在他的印象中，當時福安宮為單門式的建築，裡面供奉著的神像有印象的大概就是李府千歲與土地公兩尊神明。而過程中與耆老陳先生記憶重疊之處，便是印象中有次颱風將廟宇屋頂吹垮一事。由於耆老黃先生並非在大武出生，而另一耆老陳先生出生於民國37年，兩人並無經歷日據時代的毀廟毀神過程，由此比對，董老太太的說法與筆者考究之「寺廟整理運動」相符合，因此在整理耆老的口述歷史之後，筆者得出的結論如下：福安宮在日治時期之前應為「土角厝」，當時供奉的神明應為多尊，其中包含現今存在於福安宮內、未被日人燒毀的李府千歲。

而經歷日人的「寺廟整理運動」，時間軸上於民國27年(1938年)期間應是福安宮遭受第一次的毀滅，當時除了李府千歲之神像被藏於民間，其餘神像(包含原本最早之土地公神像)皆被日人燒毀。而光復後之重建，也並非現今之外觀，也應是以「土角厝」較為簡易的方式供奉。由於光復初期居民經濟狀況較差，所以就算由居民集資，也較無可能有大筆資金建造現今的外觀與規模。而至民國49年之前，期間應是經歷過另一次較為嚴重的破壞，就是由耆老黃先生與陳先生所提及的天災颱風，將其屋頂吹垮。在光復後這期間，由於之前神像皆被燒毀，可信度較高的說法，當時祭拜的土地公，應該就是現今放置於福安宮內的石頭來代表。

而在49年之前，當地經濟逐漸穩定好轉，才由居民大家集資，除建造較具規模(也就是現今福安宮之外觀)廟宇之外，並且重新雕刻土地公之神像供居民祭拜。在考究福安宮由來期間，筆者在蒐集當地耆老口述歷史之時頗有感觸。能夠考究、參考的資料並不多，所以耆老的口述歷史就顯得相對珍貴。雖然年代有點久遠，但對於當地的文化以及歷史，卻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很多熟知由來的耆老都已凋零，但是具有文化意義的記憶卻沒有能及時保存下來。未來對於地區的無形文化資產，如何挖掘及保存，相信是一道艱困的難題。但如再無法做出想對應的措施與政策，對於地方而言，損失的將無法用價值來衡量，也無法再填補地方文化史料所出現的空白與破洞。漢人社會對於神明的敬畏，除了宗教信仰之外，更多在宗教上追求的是心靈上的平靜。其中，對於王爺的信仰最為普遍，而王爺信仰的排名也常在第一、第二，是臺灣最為興盛的信仰。信仰系統雖極其複雜，但也漸漸隨著當地的民情與文化逐漸地在地化，這也顯示出王爺信仰對於漢人社會影響程度之深。

「大武」於日治時期西元1920年(民國9年)設置區役場，1937(民國26年)年改設大武庄，劃歸台東廳台東郡管轄。戰後合併原台東郡蕃地部份設台東縣大武鄉，1946(民國35年)年將山地部分劃分出來，另設達仁鄉至今。在日治時期大武也經歷了「皇民化運動」，此運動係分成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通過各種思想宣傳與精神動員，致力於消彌台灣人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第二階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日本人為強化組織功能，成立各種奉公會團體，台灣人民被迫參加，甚至必須改姓日本姓氏，家中祭拜的祖先牌位，也要集中焚燒，將「皇民化運動」推向社會的最基層。(維基百科，2019 整理)

日治時期，臺灣各地由於日人推行皇民化運動，其中對於宮廟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寺廟整理運動｣了。1938年，由當時臺灣總督府召集各地方官舉辦會議，會議內容授權地方政府開始整頓寺廟。原因無它，一方面是根植臺灣人民敬神尊皇的思想，由祭祀廟宇改成參拜神社，將日式生活的概念徹底導入臺灣。而原本宮廟文化就與臺灣人生活密不可分，因此也就成為皇民化運動最大的障礙。另一方面，傳統信仰對於日人而言，就是｢支那的信仰｣，戰爭爆發後中國與日本處於敵對，所以必須徹底掃除有關中國的信仰，所以當時臺灣各地皆有發生毀廟毀神的事件發生。

福安宮據耆老董太太口述也不例外，當時面臨日人追殺式的毀壞，很多當地居民為了神像不被破壞，就偷偷的將神像帶回家中藏起來，造就當時落難神明藏於民宅的故事。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便是當時面對美軍轟炸，有顆砲彈打中了當時將王爺神像帶回家中藏身的那一戶旁的大排溝，奇蹟似的並沒有遭受波及。

相關的民間故事不勝枚舉，以當時大武地區的農業型態，福安宮扮演的不僅僅是當地的信仰中心，同時也是居民的情感交流中心。農民看天吃飯，多半會在上工前或下工後到廟宇上香拜拜。一來是祈求神明保佑風調雨順今年可以豐收，二來是工作前到廟宇讓身心靈可以平靜，順便與鄰居交流情感。

福安宮在當地居民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遠遠大於宮廟祭祀的功能，無論是建醮或是居民至外地進香熱鬧的大陣仗與絡繹不絕的香客參拜，響徹天際的鞭炮聲與轎班的身影，福安宮見證了當時大武街繁榮的盛世，也看見了現在青年人口外移，只剩老人家在廟庭乘涼泡茶的落寞，但這段回憶，卻會永遠存在當地居民的心中。